摘要：[83]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04年8月23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年第7期，第547-548页。 ...

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78]埃特曼的考察表明，绝对主义政体与强国家能力并无必然联系，在拥有相对强大的专制权力的绝对主义政体下，既可能发展出普鲁士这样的拥有较强国家能力(尤其军事能力)的国家形态，又可能发展出17、18世纪法国这种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高效、合理的官僚体制、官职仍然大范围处于私有化状态(即埃特曼所谓世袭制)的国家形态。在大部分时刻，立宪国胜专制国一说未能从客观和经验的意义上说明，近代宪法和议会制度，究竟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能够对近代国家的军事、财政和行政体制近代化做出贡献。

上之于下，恐其压制之未到而已，无所谓教养也。[51]在随后一期《东方》(1905年10月23日)的内务栏中，《立宪浅说》一文也声称：彼欧美日本之兵，所以敢死无前，亦赖有此(指爱国心)而已。实际上，在1904年到1905年的各期《东方杂志》中，并非没有出现对限权宪法的认识。[31]见前注[29]，第107页。[23]论日胜为宪政之兆(录乙巳四月十八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6期(1905)，第115页

所为若此，而其国可活者也？[36] 有作者甚至将蒙蔽话语套用在对俄国政治的描述上。[74]结果，尽管政府和军队不得不时而面对国会气势汹汹的反对扩军和休养民力的声浪，但后者实际上无力阻止在预算中逐年上升的军费份额和总额。在特殊情况下，决定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其中并无检察机关介入、参与的规定。因为在既往的反腐败实践中，通常都是由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贪腐行为进行初步审查，检察机关随即在纪委的审查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侦查。正是基于上述可能面临的实践难题，使得笔者尽管认同但却对传统定义下的监督模式是否能够照常展开持谨慎的态度。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监察机关对检察机关针对职务犯罪案件所作出的不起诉决定的复议权。

基于上述理由，理论界将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之间关系界定为监督与被监督模式的论证易获得支持。其监督对象涵盖了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等国家机关。

但在《监察法》关于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的规定中，仅以审判的标准对证据条件进行了规定，并未对检察机关介入上述程序作出规定。在这种模式下，对调查结果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主体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最后，要通过检察机关的制约作用帮助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证据时与审判的标准和要求保持一致，符合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此外，《监察法》中对监察机关与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之间关系明确表述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并未对二者的监督关系做出相关表述。

与之不同的是，在当下监察体制改革构图中，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处于同一层级，而非隶属于政府的某一机关。另一方面，《监察法》中对监察机关进行职务犯罪调查过程并未规定检察机关的介入与监督。基于以上原因，尽管在当下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中，检察机关原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将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但检察机关的国家监督机关定位并不会随着部分部门与人员的转隶而发生根本意义上的变化。具体而言，一方面，在程序审查过程中，检察机关要严格把握证据审查标准。

而纪委作为党政机关，与检察机关似乎并不具备监督模式中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特征。具体而言，其一，权力制约是我国立法和理念充分肯定的基本原则。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经过若干年的制度建设和实践运行，我国的刑事诉讼已呈现出相当典型的法治化面相，参与刑事诉讼的公权力机关应当受到制约也已成为共识。难题之二，被监督对象并非实质意义的单一主体。

故此，应当在充分理解、体认监察体制改革基础上重新审思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关系模式。可见，立法层面不仅要对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予以明晰，还应对二者关系作出制约模式的准确界定，以加强对监察机关调查权力的制衡。因该案案情复杂、重大、疑难，罪名涉及多，被调查人作案手段比较隐秘，反调査能力较强，取证工作面广、量大，娄底市监察委商请娄底市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共同解决该案的证据补充、完善、固定及法律适用问题。参见：王智芳，等.检察院提前介入监察委案件调查[N].三湘都市报，2018-01-12. 【参考文献】 {1}谢登科.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下的侦诉关系[J].学习与探索，2018(1). {2} 马岭.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6). {3} 左卫民，安琪.监察委员会调查权：性质、行使与规制的审思[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4} 陈国权，周鲁耀.制约与监督：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5} 刘忠.解读双规侦查视域内的反贪非正式程序[J].中外法学，2014(2). {6}左卫民.健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2). 【期刊名称】《现代法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进入专题： 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体制 监督模式 制约模式 。【注释】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法学院党的十九大专项课题基金 作者简介：左卫民(1964)，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

一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参照提前介入侦查的方式，在监察机关的部分案件中提前介入调查活动，通过对证据收集、固定、法律适用等问题的共同参与，体现对监察机关调查活动的制约，实践中也出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机关调查的案例[16]。其三，鉴于制约模式的本质是通过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行为的审查，进而实现权力制衡，因而为了实现通过司法权制衡监察权的目的，可以在未来的监察权运行规则中，明确检察机关可以有权在事前、事中或事后依请求或依职权对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提供咨询性的甚至指导性的意见，使检察机关在制约模式下可以实现对监察机关的个案审查以及调查行为的整体制约。

检察机关如何有效转化自身角色，以实现对与纪委合署办公的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这无疑也是新的挑战。因此，与犯罪控制目标存在一定张力的监督模式可能难以获得认可。

(二)为何制约？——两种政法目标之平衡 在上文的概念界定基础上，有必要对我国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制约模式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对于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

这也从另一种角度表明，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法定关系模式是制约模式而非监督模式。检察机关办理监察机关移送案件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平均用时仅2.7天、22.4天，远少于法律规定的14天、45天。正如笔者曾指出的那样，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在本质上应当是互相制约而非互相配合[11]。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

而在实践操作中，检察机关往往会在审查起诉时对监察机关收集的有关证据是否符合审判的要求进行初步判断。其次，从当下检察机关监督权运行的实际状况来看，检察机关对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乃至行政诉讼中的法律监督日益重视。

检察机关通过审查监察机关所移交调查材料，依据审查起诉标准的规定，可以作出接受、部分接受甚至不接受的决定，这一关系模式是基于两机关各自遵循的规范与程序，通过检察机关的起诉审查，将形成对监察机关调查权运行的倒逼，监察机关也以符合起诉标准作为运行参照，从个案的遵循到整体的遵循，形成相对良性的权力运行模式。由此既体现了现代法治权力制衡的基本要求，也兼顾了权力运行的具体实践，避免了监督模式可能带来的权力内耗。

另一方面，通过纠正违法行为对侦查活动的过程加以监督。从正向而言，过往司法实践中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关系存在制约不足的问题。

当然，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本身也为监督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其二，从结果角度而言，检察机关的监督行为往往具有强制性。第13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对公安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参加。第二，监察机关收集、调查证据的过程并未允许检察机关的介入[5]。

鸣谢：感谢安琪、刘帅、谢小剑、刘方权、郭松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冯露副教授翻译英文摘要。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中，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与裁定，也同样可以通过检察机关抗诉的方式行使审判监督权。

主要表现在：其一，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对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案件进行审查起诉[10]。检察机关通过对批准逮捕措施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侦查机关所提交的证据材料的审查等，来完成其互相制约的任务分工，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主要的模式。

一是在决定逮捕和审查起诉过程中，依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规格、证明标准以及自身的诉讼经验对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加以审查、整理和补充，构建符合审判标准的事实和证据体系。审视检察机关既往的侦查监督和诉讼监督的立法和实践，这种理想化的监督模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涵：其一，从过程角度而言，强调检察机关对侦查和诉讼过程的全程参与与整体控制。